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难免觉得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错综复杂、使人困惑。中国，以及大多国家都采用简明直接的大学录取考试制度。可美国大学却要求学生提交SAT成绩、托福成绩（TOEFL，非英语母语留学生需要提交）、一份高中成绩单、两封老师推荐信、一份学校导师报告（提交一次，更新两次）、个人申请文章、以及课外活动简历 。美国大学要求了这么多材料，几乎都相当于得到了学生的大脑扫描与基因资料。可到了12月或4月的时候，大学们对于学生的录取结果却只是简单地答一句“是”或“否”，不作任何解释。
中国的中产阶级家长们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全世界压力最大的。为了帮助孩子准备高考，让他们能上北大清华，中国家庭不得不大费周折。在学校方面，家长得确保孩子上对幼儿园，有好老师、好同学；课外时间，家长又得花钱给孩子报补习班，请家教，这样孩子在班里才不会掉队。在孩子升初一时，家长得要东奔西走着递材料、托关系、请吃饭；到了高中的时候，高考压力之大，导致许多学生甚至顾不上吃饭与睡觉。
较之中国高考，美国包括常春藤大学在内的许多精英学校和私立学校录取过程主观性强、透明度低、风险值高。这就意味着，美国家庭同样压力巨大——或许更甚。像中国家庭一样，美国家长需要搬家住进好的社区，并为孩子花钱请家教。像中国学生一样，美国孩子需要取得漂亮的GPA（绩点分）、SAT或ACT成绩。可除此之外，常春藤盟校还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于是，美国学生不仅要备考，还要参加课外活动，比如加入足球队与辩论队，并在周末辅导来自弱势群体的小孩，或是为当地报纸撰稿。所以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报道说，为了不打瞌睡，保持专注，美国的许多优等生都滥用药物。
那么，美国大学的这种高压录取文化是如何生成的呢？常春藤盟校当今的录取制度有何根据，又是从何演变而来的？这一切对中国学生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美国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其2005年出版的《宠儿：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招生秘史》(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一书中曾详细讲述过这几所精英高校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常春藤盟校原本只是一个针对与精英团体及其后代的小圈子，可是随着美国经济变得愈加职业化、技术官僚化、与精英政治化，常春藤听从了教授们的呼声，开始提高学术标准并施行严格的入学考试。
如今的常春藤盟校，较之从前多元化得多，也国际化得多。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出色的橄榄球员，或者拉得一手小提琴，是个优秀的演员苗子，从经验上来说，你都更有机会进入招生官的法眼，挤进招生率相对较低的常春藤盟校。这些精英学校也愿意录取更多的女性与少数民族，以寻找下一个希拉里·克林顿与贝拉克·奥巴马；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它们也开始录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
在过去30年里，对常春藤盟校招生体制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全美大学排名。在一方面，这个年度排名对于常春藤的市场营销而言可谓是天降福音——在全美国、全世界，那些原本对常春藤毫无耳闻的优等生们，如今都将自己的学术身份与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挂上了钩。举例来说，自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宣布哈佛是全美第一以来，申请哈佛的人数翻了三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学校申请人数增多，也跟大学申请的数字化有关。在纸与笔的年代，高中毕业生通常只会申请少数几所大学，而有了通用大学申请系统(Common App)，他们申请的学校数量有可能翻了一番甚至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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