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
许纪霖
一、沪港文明将"接轨"？
来香港一段时间了，给我这个上海人最好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香港人的文明。每天上班，要换二部巴士，等车的队伍永远是那样地秩序井然，只要有二个人以上，必定会形成一个自发性的排队序列。在超市或街头，偶尔被人撞了一下，也会听到几乎是脱口而出的道歉声：SORRY！
这些东西，在香港人看来，乃属于做人的ABC，是一个现代文明人的起码准则。但在大陆，"精神文明"讲了多少年，恰恰在这些小地方，从来没有文明过。上海算是大陆公认最文明的城市，亦无法免俗。公共巴士来了，乘客一拥而上，讲的是丛林规则，你推我挤，谁孔武有力，谁就占得先机。争的也不过是几个破位子，但不去争一把，好象有点对不起自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争白不争。香港人很聪明，没有实际利益的东西是从来不去争的，更不用说争口气了。我经常注意到在香港的地铁中，座位空在那里，许多人宁愿站一会儿，而没有兴趣去坐一坐，令我大惑不解。
至于道歉，上海人简直比北约还当一回事，轻易不肯开这个口。撞了就撞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你还要我怎么样？好象一声SORRY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除非过错，决不道歉。有时候，你被撞了，遭白眼的还是你自己！谁叫你在乎，谁叫你计较，活该生气。
表面上，上海人很精明，一点儿不肯吃亏，连一个小小的座位、一声微不足道的SORRY，都不肯轻易放过。但正如朱熔基当上海市长时批评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比较起来，香港人就高明得多，该争的就争，该让的就让。
上海人也有秩序的时候，那是在有权力维持的时候。每当上下班的高峰时刻，在公共巴士的终点站，有关部门会出动一帮退休的老头老太，戴着袖章，挥着小旗，拉起绳索，制造一个人为的排队秩序。但这个秩序，不象香港那样是自发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假如没有那些代表了权力的袖章和小旗，上海人仍然习惯于"一拥而上"。
一个都市的文明程度，只要看其是否有自发的社会秩序就行。香港人守秩序，讲礼貌，富于职业精神，只要稍具公正心，都会承认香港人比上海人要文明得多。香港人的文明从何而来？这大概要归功于这一百年的法治。法治之下，人们服从普遍而平等的规则，尊重了别人的权利，才能获得自家的权利。权利的相互尊重，就产生了现代文明的秩序。
自发秩序之建构，非几代人的潜移默化而莫成。但若要毁之，三年足矣。以我这些年几次到香港的观察，香港的自发秩序非但没有长进，倒是有明显的退步。在地铁和火车站，如今好象也时兴大陆流行的"一拥而上"，全然无视"先下后上"的传统规则，更不要说排队了。站方煞费苦心在站台上划的上下客黄线形同虚设。至于行人乱穿红灯，也已经让人见怪了。
在自发秩序方面，上海虽然不及香港，但它正努力地与国际"接轨"，大有改进。然而，本来文明得多的香港，如今却不自不觉地与大陆"接轨"。在不远的将来，难道上海与香港真的在这方面会完全"接轨"？届时，是以上海的进步为标志，还是以香港的倒退为代价，抑或二者兼有？
二、在香港找文化
我本来以为，文明与文化是一对兄弟，文化人必定文明，文明人也必定文化。来到香港以后，这常识竟然发生了问题。
香港人比上海人文明，此乃不争之事实。但香港人未必比上海人文化，这一点不服也不行。一般上海人，即使是一个开车床、纺细纱的蓝领，他的文化趣味与名牌大学毕业的、在高级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白领也相差无几。走进上海人的家庭，仅仅从房间摆设上，你很难辨别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居室呢，还是普通工人的住屋？因为一般上海人有"媚雅"的癖好，即使看不懂，也会买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放在床头，也许它要花掉一个月的工资，但饭可以少吃，百科全书没有万万不行，否则会被人讥笑"没文化"。"没文化"，在上海人听来，简直比被人骂"阳痿"还要刺耳。上海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也像国人那样随地吐痰、乱抛纸屑、一拥而上，但就是比较有文化。
我不幸染上了上海人的顽癖，一来到香港就找文化。兰桂坊是大名鼎鼎的了，第一个周末就约朋友直奔中环。在我的想象中，兰桂坊应该是一条幽深的小巷子，沿着碎石铺的小径，缓缓上行，异国情调的酒吧、咖啡馆，一个比一个文化。到了兰桂坊，却让我大失所望：酒吧是正宗的，咖啡馆也属一流，但好象总是缺了点什么。
是什么呢？我回到家里，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兰桂坊所缺的，正是上海咖啡馆里那种不经意间流露的文化情调。李欧梵教授那年来上海，晚宴散去，一帮朋友带他去淮海路附近的两家咖啡馆小坐，一家叫"汉源书屋"，另一家名"上海，1931"。李教授一进门，就惊叹不已："为什么香港和台北就没有这样文化的咖啡馆？"可惜李教授上海去得早了一些，还未及领略新近开发的衡山路酒吧一条街，其号称上海的香榭丽舍大街——否则他的"双城记"故事又要重写了。
回过头再说香港。我又到报纸上去找文化。我在上海最喜欢看的，是文化新闻或评论。但翻遍香港的大报小报，却是只见"娱乐"不见"文化"：从子虚乌有的黎明为舒祺殉情，到紧追不舍的窦唯与王菲之婚变。好象艺人的新闻价值不再是艺术，而是隐私。我为明星的私生活成为公众消费的大餐感到悲哀，但更悲哀的是为香港：在报纸上再也找不到对艺术本身的重视。。有什么样的传媒，就有什么样的市民。小报也就罢了，难道大报也非得如此，难道在香港真的不再有一个真正有文化品味的社群？对香港已经有一番心得的上海朋友魏君告诉我，如今的香港，有上流的英语文化，也有底层的岭南文化。前者只认洋文，拒绝中文；后者认的是大陆同胞也看不懂的粤语中文。在香港，独缺的是精英的中文文化，而且越来越缺。过去还有五十年代从大陆流亡过来的文化人撑着，而今，这批文化人老了，后继无人了，香港也就不文化了。
文化不文化，外人很难置啄，但毕竟用的是同一种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标尺。我不敢说香港没有文化，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作家，毕竟还有大张旗鼓的"香港文化"。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标尺，媒体的文字最能说明一切。我经常在报纸上读到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记得有一张还算有名的大报，在报道朱总理人大记者招待会时这样写道：朱熔基透露，他在俄国与叶利钦总统会见时，两人摸胸、熊抱、贴脸。我的老天，这样的"咸湿"文字怎么会出现在一本正经的新闻报道体中，而且无人见怪？难道香港的中文已经真的"咸湿化"了？
文化与文明是那样地阴差阳错，于是我自说自话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上海人文化而不文明，香港人文明而不文化。但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大概两边都要挨批评。看来我香港呆不了，上海也回不去了。
三、开放而封闭的国际都会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香港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在香港呆的日子越长，我越来越发现，很难用YESH或NO来回答。
到中环、铜罗湾走一走，香港真是一个万国商品博览会，我本来以为这几年上海的商场大发展，与香港的距离应该所差无几。但休假回上海，重返淮海路逛一圈，用香港的眼光打量，即使是数一数二的"巴黎春天"时装百货，论款式，论品种，皆差之远矣！在购物上想赶上香港，恐怕上海还有一代人的路要走。
香港人不仅在物质上消费全世界，而且在娱乐上也是世界公民。我是一个电影迷，以前在上海靠每年进口的十部好莱坞大片解馋，几乎饿死；只能靠质次价廉的盗版光牒充饥。如今在香港，全世界的影片如八面来风，令人目不暇接，只恨春夜苦短，阮囊羞涩，不能一一大快朵颐。幸而我还不是音乐迷，否则要侍候接踵而至的各国顶尖乐团，肯定又是一项额外的苦恼。
香港寸土如金，但香港人舍得在公共建筑上拿大手笔。尖沙咀的香港文化中心，论剧场、音乐厅，似乎都不及上海新盖的大剧院和兴建中的东方音乐厅那样美仑美奂，但其空间宽敞的演艺大厅，气势是那样的轩昂高贵，又岂是小家璧玉式的上海大剧院可以比肩的？尽管后者出自法国名设计师之手，但上海人只肯拿出市中心人民广场一小块地，让其勉为其难，螺蛳壳里做道场。香港毕竟被大英帝国的贵族传统浸淫多年，最讲究空间气势。气势上压倒了来客，尊贵就自在其中了。
香港人在消费上是国际的、全方位开放的，他们的精神是否也如此呢？说到这里，我就不敢有太多的恭维。香港人很香港，只看到眼皮底下的那一寸土，少了一点国际大都市本该具有的全球意识。虽然香港的命脉与世界的联系丝丝相扣，但香港人好象是偏僻山庄里的一群村民，更关心的还是村庄里发生的琐琐碎碎，哪里出现了"校服色魔"啦，哪里巴士又压死了三个路人啦。有一天国内发生了一件很有新闻价值的大事，竟然也上不了电视新闻的要目，头条照例是邻村(澳门)发生的一起枪击案。也怪不得电视台的编辑没眼光，他们其实很掌握一般香港人的口味：山外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村里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中国大使馆被炸，总算激起了香港媒体的热情，大小媒体轮番轰炸。即便如此，香港市民的反映似乎也是平平。且不说一般平头百姓了，以我所在的大学为例，教授们反应之冷漠，令我实在吃惊。这点新闻，甚至连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没有资格，主题照例是买楼、马经或校园政治。都说大学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是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在香港，连大学的教授都如此本份、职业化，那么，又有谁肯出来管管山外的闲事呢？
一个香港的朋友感慨地对我说，香港好歹也算"国际"特区了，却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国际问题，尤其在多半留过洋的知识圈。为什么呢？她分析说，是因为香港人向来没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置喙。在无力感的训练下，只能培养一群只看到自己脚底下的经济动物——唯有自己的房子，才是最实在的。这位朋友很为这样的特区而羞耻。不知道她的说法对不对，我只能证实一点：我的家乡上海也有这样的功利主义毛病，但恕我直言，等我看到了香港，才发现上海的毛病还不算最重。
香港和上海真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一对有过殖民地经验的难兄难弟。在如今的世界上，它们都算得上国际大都市了，又在暗暗较劲，看谁更"国际"。但香港人和上海人的精神骨髓里都有着一股与"国际"格格不入的小家子气、封闭的山民心理。两个都市在其他方面可以比试比试，上帝保佑，可千万不要在比俗上一争高低！
只眼观港
许纪霖
1、题解
前段日子，我答应给《明报》副刊写一篇《一个上海人看香港》，一个"以前在上海也是风头十足、如今成为"在港海派"的朋友，好意地提醒我，在香港写东西，你不要期望像国内那样有轰动效应，写了也白写。我顺口回了句玩笑话：不写白不写，白写也要写。过去，在《新民晚报》上，哪怕登一块豆腐干文章，一千万上海人民都看到了：不读《晚报》的算不得上海人。现在，香港的报纸多如牛毛，哪怕你耸人听闻地喊一万声"打倒**"，也无人答理。
结果有点出乎意外。涂鸦之作刊出之后，竟然不少人在打听这个许某为何方妖魔。就我听到的直接反映，不是"好得很"，就是"糟得很"。看来香港人比较起"打倒**"，更在乎对自己的说长论短。一个还算厚道的香港朋友，迟迟疑疑地向我坦白：你的批评不无道理，不过，这话最好不是由别人来说。我如梦初醒：哦！这道理就像自己的孩子自己骂得，外人骂不得。
好了，如今一写专栏，哪怕是个把月的临时工，大概也要激起更多的民愤？香港毕竟是大英帝国的百年殖民地，在这里混饭吃，也要讲一点英国绅士的Fair Play。我想，索性将专栏命名为"只眼观港"。意思不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半清醒，一半糊涂，说瞎话，诸位看客千万当不得真。此为题解。
2、香港书展
我是只书虫，喜欢的书从来不肯放过，不搞到手会寝食不安。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去年访台湾路过这里，早了几天，没碰上，今年断断不能错过了。会展中心气宇轩昂，场面隆重，叫人不由得不整整衣襟。过去在上海，每年的文汇书展总是畏缩在工人文化宫逼仄的一角，与文化人的社会地位倒也相称。书展在香港能够如此扬眉吐气，登大雅之堂，令我平添了几分想象的空间。
及至入内，方知真正扬眉吐气的，不是我等中年书生，而是我的学生辈。在身边拥来挤去的，大多是二十上下的大中学生。在他们身上，书商们也用足了功夫，最佳的位置、最好的展台，都是娃娃天地。我来来回回逛了几圈，没有发现任何猎物，仅有的几种学术书，也早就是烂熟的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边缘。
瞥见家乡来的展台，心头一热，直奔而去。近至跟前，竟大失所望，整个展台不仅设计土气，显得寒酸，且书种也不齐整，置放散漫。难怪门庭冷落，人气全无。
迎面撞见一个学界朋友，也是两手空空。我问：明年还来么？他答：让我女儿来顶替吧！她肯定喜欢。
逛书店之于书生，是有所获而可喜，无所获亦欣然。令人陶醉的是书店中那种书香。香港书展让我感受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滋味。仿佛是观赏一个与己全然无关的万花筒。花筒转完了，也肚子饿了，该吃饭了。
3、Page One
说起香港的书店，最有味道的要算Page One，中文名字颇雅，叫叶壹堂。它在香港有两个分店，据说铜罗湾时代广场那家生意不错，却不讨我的欢心，学术书少不说，环境也过于局促。我只踏进过一次，再也没有回头的欲望。
如同跑娘家一般频繁光顾的那家，座落在又一城。店面之宽敞，很有点望不到尽头的感觉。一排排黑柚木的书架，势态高贵，令人肃然起敬，不由不臣服于知识的尊严。书的陈放也是错落有致，极富韵律感。庄重的气氛中，一盏盏垂落的紫色吊灯，又透出了几分亲切和温馨，让敬畏的心情放下了许多。
我的同事钱博士，也是上海来的书虫。早就听闻Page One的威名，一再缠着我为他带路，结识新情人。对于书虫来说，书店肯定比情人还可爱，情人还有看厌的时候，书店永远会让人有意外的惊喜。他一跨进店堂，两眼顿时放光，口里啧啧称好，半日不舍得离去。大概相看两不厌，只有Page One了。
这里的书价要比旺角那些二楼书店贵一个档次，但物有所值。书虫进书店，不仅是买书，其实也是在享受雅致的情趣。就像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与在家里喝感觉不一样。我最喜欢的，还是Page One那个古色古香的纸质书袋，有一只青蛙在跃跃欲试。拿在手里招摇过市，好像身价也高了几份。
4、九龙塘
一提起九龙塘，香港人的第一个反应是：那里有好多情人酒店的啦！我对那些遮蔽在高墙背后的温柔梦乡毫无雅兴，也乏想象能力。令我心醉的倒是九龙塘散发出来的那种情调，欧洲小镇般的古雅、安谧。香港犹如上海，最好的东西都是殖民地的遗产。上海的城市精华在法国城(法租界)，香港呢，大概非九龙塘莫属。
我喜欢在日暮黄昏，独自到九龙塘倘佯。沿着幽深的小巷，去试探它的神秘。紧挨着我的，是两边爬满青藤的古墙。说它古，大约也不过我父亲一般年纪。这也够了，毕竟经历了都市的百年沧桑。墙是一块块石头砌起来的，饱经风霜。我喜欢石砌的建筑，比起砖墙的普罗和玻璃墙的浮华，石头给人以一种厚重的实感，贵族而不轻挑。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了，唯独留下来的是那些石头。千年以后，梦幻的又一城也许会消失，九龙塘的这些石墙，却能永恒。
一条百米长的巷子勾起我无穷浮想。其窄不过一人之宽，两人迎面走来，必须侧身而过。穿越其间，两边院落吠声不已，不免有些许恐惧。我想象着电影中的一幕，两个冤家仇人在此狭路相逢，谁都不愿示怯退缩，两人越走越近，都在紧张地考虑该如何出招——这个一气呵成的长镜头，足足可以拍二分钟！
哈佛的李欧梵教授正在构思他的间谍小说，场景选在香港。我建议他，间谍就扎寨在九龙塘吧。李教授竟然大感兴趣，说下回来香港，一定要到那里实地勘察。
5、欺生的巴士
香港的公共交通，大概是全世界最发达的，仅我住的沙田第一城，就有二十几部巴士，通往四面八方。便利则便利也，不过，以我的经验，坐车还是要有点吃螃蟹的勇气。
香港的"公共"巴士，并不包括外来人，其实是很欺生的。在国内，到一个新地方，先在车站的站牌上，看清乘到第几个站，上车之后，有售票员或自动录音提醒，保证过不了站。但在香港，这套经验全然不灵。站牌上的站名似有若无，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车上亦无报站系统。每乘一回新路线，就好像是一次小木偶历险记。先占据顶层头排有利位置，鬼鬼祟祟地比照地图，仿佛在侦察地形。当然可以开口问路，但车长威严若父，行车期间与其交谈，罚款五千蚊！问乘客呢，语言不通尚在其次，有时候，连他们也被转得蒙查查。除非对经过的街区了如指掌，即便是老香港，也难以指点迷津。不少在香港常来常往的大陆客，从来只有坐地铁的份，遇到地铁不达之处，只好照顾的士的生意了。听说我是香港巴士的常客，都敬佩得不得了,视我如哥伦布二世，又纷纷称赞我已经是一个港人了。原来，港人与非港人的区别，是在这里。
不过，如今通往外界的机场巴士是一个例外，每到一站，以粤语、英语和国语各报一遍，让人坐得心安。什么时候，最国际化的香港，巴士也能与外界接轨呢？
6、赏花Party
大学服务中心的昙花含苞欲放，花的主人熊小姐郑重其事地给我发了一个电子请柬：周末晚上七点整，邀请各位出席赏花Party。昙花一现犹如人生苦短，如何知道开花的确切时间？她很有把握地说：我会算。怕我爽约，又补充了一句：你不是说在香港没有文化吗，我们为自己造一个文化小氛吧！真不愧为花都昆明人出身，熊小姐算得分秒不差。待我准时赶到Party，六株昙花，犹如一群卵生姐妹，已经在那里争相斗嫣。我生平从未见过昙花，昙花一现之于我更是千年奇观。只闻得阵阵幽香袭来，挑拨着心灵处最温柔的一块。
你看，昙花的开放是否有点像新生命在临盆前的挣扎？熊小姐对昙花的观察，还带一点生命的体验。果然，伴随一阵阵的抽动，花苞逐渐张开，稍不留意，就放大许多。刚才还是羞羞答答，不过个把小时，已经是骄傲怒放。
出席Party的客人屈指可数。其中一半竟然是老外。要不是吴先生一家四口，连同怀抱中的婴儿倾巢出动，不免有点凄凉。熊小姐说：她给不少朋友打去电话，其中一个回答最妙：你们这么文雅啊？假如，赏花Party改成麻将Party,七时恭候，九时入席，在一片哗啦哗拉的雀牌声中，冷眼看花开花落，大概就会门庭若市？
7、吵架
来香港半年，最让我佩服的，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当众吵架。过去在上海，出街十次，起码有两次目睹路人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语相向，脸红耳赤。上海还算君子之地，动口而不动手，换了北方，三言不合，就打了个人仰马翻。这样一比较，香港实在是一个太文明不过的城市。
我请教香港朋友，假如你在外面受了委屈，比如在巴士上被踩了一脚，对方又不道歉，你会不会与他吵架？他楞了半天：不会啊，只要他不是有意的，干么要吵架？吵架要花时间，还有精力，不划算啊。
市场社会真是好，凡是在投入/产出的工具理性之下估量一番，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看来，文明还有其功利主义的基础。
然而，拿这同一个问题，问上海人，他会这样回答：要看我什么心境。要是刚好碰上胸中积压一股恶气，谁惹恼了我，就往他头上撒，算他倒霉！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有气要出，有火罐子要炸。
那么，是否香港人就活得那么舒坦，全然没有丝毫压抑？香港朋友又楞了半天：有气，也不能找人出气呀。不吵架，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人格的尊重。
文明依赖于功利主义，还是表面。即使是市场社会，也有超功利的道德规则，犹如上帝之绝对律令，哪怕功利上再划算，也不得违背天条。香港之所以为香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乃是有此不易之天条。
8、排队
香港人另一个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功夫，是排队的耐心。礼拜天菲佣放假，一家老小，外带客人，在酒楼店堂里排上一、两个小时，哪怕空气混浊，无处安坐，也毫无怨言。排队，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标志，好像没有什么人会去想一想，这行为本身是否合理。我有一个深圳朋友来香港作客，主人就让她享受了一回同甘共苦，吓得她再也不敢周日过来香港吃饭。
某个周二的晚上，我去看电影《海上花》。买票的队伍蜿蜒曲折，犹如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这么多的观众，影院本该开足售票窗口。奇怪的是，派出的几个职员，不是来开新窗，而是优化排队秩序的。多设了几道栏杆，让队伍变得更加蜿蜒。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国内早会有人大声嚷嚷，要求影院多开窗口，所谓大民主是也。但在这里，除了我在队伍中愤愤腹议之外，所有香港同胞都是神态安详，一付司空见惯的样子。最后让我也变得奴性十足，乖乖地等候了三刻钟，才慢慢挪到窗前，还差点误了场。
是否一百年的殖民教育，让香港人潜意识里都习惯了认同现实秩序？秩序代表着规则、公平和法治。至于这秩序是否有改进的必要，甚至是否天然合理，这念头大概很有点犯上作乱的意味。多少年不让你想，最后也就不会去想了。偏偏我头生反骨，多想了一点点，活该心理不平衡。
9、程序合理性社会
说到香港人注重排队，认同秩序，倒最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按照马克斯.韦伯他老人家的意思，所谓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就是讲究程序的合理性。至于实质是否合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发现香港人的思维果然偏重于程序合理性。假如要筹办一个会议，先考量的是会议的程序：分几单元、每单元几小时、要否论文、要否评论——会议的主题和内容？哦，这个以后再研究。学位论文也是这样，内容如何还在其次，首先形式上要像一篇论文。有教授在课堂上泄露天机：我的责任不是教你们如何写"好文章"，而是如何"写好"文章。论文不在于好坏，只要符合规范就是合格！
规范、程序、秩序，都是技术层面的玩意儿，它们完全是无内容的、价值中立的。只要掌握了这个，就像学会了一套公式，接下来可以解出无数方程。你问这内容好不好？对不起，这需要另外的智慧了。香港一百年的殖民教育，培养的就是专管程序合理性的技术专家和公务员。久而久之，也成为社会的主流思维。
一对内地移民的香港夫妇，生了一个小孩，仅仅因为结婚证有小纰，就迟迟领不到出生纸。父亲一怒之下，索性将婴儿扔在衙门，方才引起重视。办事员这样解释：我们必须按照规则办事——-看，这就是程序合理性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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