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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Mike Smith在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回来的路上与《爱尔兰时报》的中国记者Peter Goff交谈。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中国记者和Peter Goff受到中国国务院的邀请，查看在新疆地区建立的十几个拘留所的条件。
这里没有围墙、武装警卫和酷刑室，而是 "通风的教室、制作饼干的课程、舞蹈表演和种满水仙花的院子"。 "七天的行程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其规模甚至对中国来说都令人印象深刻。Smith写道："它常常接近于超现实主义。
"在一个村庄的巷子里，有维吾尔族妇女的时装游行，伴随着欢快的舞蹈音乐；在一个充满特效的'民族歌舞表演'中，有马在跑步机上跑步；还有一队穿着粉红色裙子、戴着耳机的年轻维吾尔族女孩，被指派引导我们参观喀什的老城。"
被关押在这些设施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自愿提供他们的极端主义历史，他们如何有义务杀死异教徒，以及他们寻找自制炸弹。
在再教育中心，他们紧张地告诉Smith，在学习普通话和清除他们的极端主义思想后，他们可以打篮球。这让Peter Goff想起了十年前的一个事件。
在2008年的成都地震中，学校倒塌，数千名儿童死去。饱受打击的父母拒绝了政府的赔偿提议，并准备在痛苦中去北京游行。
一位家长告诉戈夫，她已经失去了她8岁的女儿。一位当地党政官员坐在她的厨房桌前，拿出一张A4纸。
"在这张空白纸的中间，他写下了她的名字。然后在一个圆圈里，在一个时钟的指针上，他在她周围写下了12个其他的名字--他列出的名字是她最亲近的亲戚和在悲剧中幸存的朋友的组合。"
他逐一描述了如果他们继续执行向北京进军的计划，当地官员将如何系统地摧毁他们的生活。
"一位叔叔重建被夷为平地的房屋的赔偿金将被扣留；另一位叔叔将以虚假的理由被解雇；她最好的朋友的女儿将被拒绝进入大学；一位阿姨的养老金申请将被拒绝。"
中国掩盖故事的能力在2008年已经是无与伦比的了。十年后，它将变得包罗万象，完全阻止公民公开宣传或与外国媒体接触。
正如Smith在他的新书《最后的通讯员》中所叙述的那样，去年4月，他在上海一条中产阶级街道的向明中学大门外花了一个下午，试图就中国学校的重新开放采访家长。这是一个关于中国COVID-19快速恢复的正面报道，问题是完全无害的。
Smith写道："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儿子一起为我们拍照，并大谈她认为她的政府做得多么好。
"我们与许多家长交换了微信ID，以防我们有后续问题。那天晚上，很多信息开始传来。"
这位年轻的母亲恳求Smith不要在他的报道中刊登这些照片或她的评论。学校的负责人联系了她，并警告说，如果她这样做，她的儿子会受到区别对待。 "那是一个令人心寒的时刻。学校怎么会知道我和她谈过话？唯一的解释是中国大多数学校外面安装的面部识别摄像头。史密斯说："有人识别了我采访过的人，这把他们吓跑了。
"中国政府有能力间接地堵住公众的嘴，使其不敢与外国媒体交谈，即使是最善意的话题，这成为我在中国最后几个月的最大职业障碍。
图文来源：brisban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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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4 17: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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