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大现象”及其启示

□本报记者龙希成香港报道
  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10年间迅速崛起,成为在国际上知名的大学,
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对香港的大学有所启发,而
且对内地渴望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高校具有借鉴作用。
  本报通过对香港科技大学几位教授的专访,试图揭开“香港科大
现象”的内涵。
  资源、制度和人才
  ———香港科大崛起的“密经”
  香港科大现象
    《21世纪》:现在很多人都讲香港科技大学异速崛起,大有“窜
升”为世界一流大学之势,您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里教书,现在到香
港科技大学执教,请问您以一个美国教授的眼光,怎么看待香港科大
的发展?
  李稻葵(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的确很迅速,
它甚至成为一个“现象”。具体地说,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了“香港科
大现象”。
  第一,香港科大在短短10年间,已经成为一所在国际上知名的大
学———虽然还不敢说是世界一流大学。无论你是走到美国、英国或
欧洲大陆,只要一提起HKUST,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出现了几所国际
上知名的新兴大学,像香港科大、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比犹法布拉大
学(UniversityPompeuFabra)等,都是相互媲美的,其特点是崛起
快、国际知名度高。所以,一般一个欧美研究型大学的教授要到香港
访问的话,他是必去香港科大的,尽管他也许是香港其他大学请来的。
  第二,香港科大的一些重点学科,它的学术水准,已经在亚洲排
名第一。比如工商管理学院的经济系,EconomicInquiry(经济探索
)发表的一篇论文评价说,如果不算以色列大学的话,按研究成绩算,
香港科大在亚洲排名第一。另外,像会计系、金融系、数学系、物理
系、化学系、生化系,按教授的研究成果评价,也都是在亚洲一流、
世界知名的。工商管理学院的MBA项目,英国的《金融时报》(Finan
cial Times)过去两年都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前50名。而内地惟一
入前100名的是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排名第92。一点不夸张地说,经
过10年的经营,有些重点院系或专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第三,香港科大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它在大学的
体制建设和研究气氛上,带动了香港的其他几所大学,使得整个香港
高教界的水准在这几年有很大提升。这点很令人吃惊。
  比如说,香港大学以前没有评定“终身教职”(tenured profes
sor)这一说,任何人只要一进入教职,只要顶头上司点头,几年就
可转正,不须外校同行的匿名审核信。这是大锅饭,是英国体制;现
在香港大学正向美国体制发展,逐渐采取香港科大实行的“终身教职
”评审制等做法。再比如香港城市大学,它本来是一个大专性质的小
院校,这几年它也搞内部改革,搞“终身教职”评审制度,把一些不
合格的教授赶走了,并在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这点看,香
港科大对香港的研究气氛带动力很强。
  所以,无论从世界看,还是从香港看,香港科大的发展已经成为
大学发展的一个“现象”。
  资源、制度和人才
    《21世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历史上一个大学“窜升”的
现象似乎很少见到。您分析香港科大的发展“密经”何在?
  李稻葵:我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香港政府下了大决心,要在
高教方面搞改革,给资源,给制度。
  先说经济资源。主教学楼花了十几个亿,当然其中一部分是香港
赛马会(性质为社会福利机构)捐助的。教授工资更是学校花钱的大
头。早年香港科大聘请教授,工资要比当地高许多,比如香港当地一
般的机构或企业组织,除发给员工正常工资外,每年还发给员工相当
于年薪15%的奖金,而香港科大早年这一比例达到25%,这是很大的
一笔钱,而且如果教授年假、病假不用的话,还可以折算成工资。如
果受聘的是海外学者,则给他们“国际待遇”,即每年让他们免费回
国休假旅行一次,教授子女上大学几乎是免费的教育。这样,科大花
了很多很多钱。当然现在这些待遇都慢慢“往回收”了,因为今天的
香港科大已经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就能把很好的人才吸引进来了。
  再说制度。香港科大一开始就完全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学术管理
制度,其要点就是“教授治校”。比如说聘请教授,如果经济系出现
一个空缺,在香港旧的高教体制下,都是人事部门发广告,人事部门
跟应聘的人面试,教授可能只是在最后一个环节参与一下。香港科大
则完全按照美国的标准来操作,发广告、应聘的人面试都直接跟经济
系的“招聘委员会”打交道,每个委员打分,根据打分结果,如果面
试成功的话,再把他请来“试讲”,不是讲课,而是讲论文,全系的
教授(包括没有终身教职的)都可以投票。这是聘请新人的程序。
  如果是内部提拔,比如教授工作5年之后,是否续签?是否晋升
为“终身教职”?这也是由专门的委员会决定,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
全部过程和环节都是事先讲清楚的,当然中间的讨论和文件在一定时
间(比如5年)内是保密的。所以“教授治校”是一项根本的制度。
  另外,香港科大采取英语教学,英语是工作语言,这就使得学校
整套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是国际化、现代化管理。
  第二个原因是香港科大有很好的人才资源。
  前面讲,有了经济资源,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吸引到最好的人才。
香港科大的人才来自五湖四海,100%的教授都是国外的博士,都有
很强的国际学术背景。
  从早年直到今天,香港科大聚集了三批人才。一批是国际上的知
名学者,他们中间有以色列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或欧洲人、日本
人、韩国人。
  第二批人是从香港或台湾出去到海外留学多年的人。这些人在国
外学术或教研上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到香港
办大学,他们是冲着“九七”回来的,有“大中国”情怀。这些人有
在国外留学、工作的经验。现在科大很多的校级领导都是来自祖国台
湾的。
  第三批人是中国内地出去的留学生。这些人比较年轻,刚刚毕业
不久,学术建树不错,后劲很大,在国外有各种各样的见识。
  所以,有了资源,有了制度,就吸引了人才;人才来了,就把大
学办好了。这就是原因。
  《21世纪》:自中国政府提出“科教兴国”以来,国内上下都对
内地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期望颇高,您认为香港科大的发展道路对内
地大学的办学有何启示?
  李稻葵:首先,制度很重要。一定要贯彻“教授治校”的思想,
而不是让行政人员专权,更不能是政府官员独断;在教授聘请、晋升
方面,要实行“分权”管理,要有“下面”的人参与,因为普通教授
最了解谁好谁坏;一些重要的议程,要按国际标准,把国外的专家请
来参与。办学要吸引、容纳各方面的人才,借用我的哈佛大学同学、
香港科大同事丁学良教授的一句名言,“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
于三教九流”。
  这是制度。
  第二,资源也很重要。内地一些省级政府已经意识到,要采取香
港科大发展的模式,就是说,要在一个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好一两
所大学,这一两所大学办好了,起带头作用,就会带动其他大学发展。
比如在香港科大的带动下,今天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已经远远比10年前强多了,原因就是因为香港科大成为榜样,
对他们压力很大。新加坡也明确以香港科大为榜样,正在改革其高等
教育。内地要办好一两所学校,就要由政府出面,并引导好社会资源。
像香港科大有很多资源来自社会机构。
  第三,在吸引人才方面,要注意不光是在国外读过书的人,而且
要注意有在国外教学、管理和研究经验的人才。像香港科大早年的一
些领导人才,如前任校长吴家玮在美国做过研究,当过教授,当过校
长,做过行政职务。这批人才很重要,光是在海外留过学,顶多能搞
好学问,一定要是教过学生,在海外工作过的人。他们知道招聘教员
怎么讨价还价、怎么评审教授,大学是怎么运作的。这批人才恐怕是
目前中国内地大学最急缺的。
  留学生归来正当时
  《21世纪》:武教授,您参与了香港科大从筹建到今天的整个过
程,又曾经留学国外,现在还在内地大学教书和做管理,可以说了解
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大学运作的规则。现在全国上下都急切地盼
望中国能办出世界的一流大学。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武常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首先要明确,不是说国内每一个
大学都可以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学,只有国内的几所顶尖大学,才有可
能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教学研究水平。像北大、清华等传统的名校,
虽然现在跟国际一流大学还有差距,但这些院校经过努力在可见的将
来,有可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从香港科大这些年的做法和经验看,我认为有几点是值得内地大
学借鉴的。
  第一,大学的定位要明确。像香港科大一开始办学,目标就很高,
当时科大的创业者要把科大办成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在亚洲要顶尖;
2000年3月又经过全校师生的反复讨论,正式确定了科大的使命、理
念和目标。
  一旦有了这个信念,一切其他的东西都迎刃而解,要不然内部就
会有很多争论和矛盾。举例来说,办一流大学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教授,
因为大学的定位很清晰,所以对于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教授,大
家有共识。香港科大刚成立时,有很多新的编制,香港其他大学或大
专有许多老师想投奔科大抢教员位置,有人甚至建议将整个系“搬”
到科大来。香港科大说不行,申请到科大来任教的老师,要一个一个
地审查,看达到没达到要求。
  所以办大学,一开始定位很重要。如果定位成名牌、一流大学的
话,就必须在研究、教学方面都要有很高的要求。如果大学整体的定
位不清晰,内部组织工作就会很困难。
  香港科大成功的第二点是吸引了大批海外学者加盟。1990年代初,
香港经济呈现向上增长的趋势,而国外有一大批华人留学生、学者,
这些人是1950~1960年代从祖国台湾、香港到西方留学的,1990年代
这些人正当四五十岁,在欧美建立了学术地位,这时候他们想有一个
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正在寻找舞台,而香港科大正好提供这个场所。
这批人有品位、有眼光、有能力,而且很热心。香港科大就这样搞起
来了。
  现在内地著名大学面对的环境和形势,跟当年香港科大建校的情
况真是太像了。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对人才的需求很大;而1980年代
中国内地出去的留学生,现在相当多的人在海外已经学有所成,这时
他们需要找地方发挥自己,正在寻找创造的天地。而国外经济形势不
太好,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找工作不很顺利。所以内地大学要赶紧抓住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第三点,就是当时香港政府给了很大的财政支持。办大学需要很
大的投资。香港科大的建设费用相当大的部分来自香港赛马会的捐赠。
而政府的出资也很大,正常的开支几乎全部来自政府。现在内地政府
对于几所重点大学也给予了一些财政支持。
  比较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还是很不够。当然,香港科大是一所
全新的大学,没有历史包袱。相形之下,内地大学面临一个困难,就
是那几所传统名校都有较长的历史,很多学科原来的位置上就已经有
许多人,而老的学科规模很大,与新学科发展争资源。而那些不合格
的人又怎么安置?像香港的一些其他大学也面临这样的难题,他们也
希望提高对教员学术水准的要求,但遇到很大阻力。
  在这一点上,内地大学需要更有创意。
  对于老大学来讲,除了老的教员退休、留出空缺以外,可以通过
设立新学科、新专业或新的学院,在这些新学科、新专业的发展上,
就可以瞄准世界前沿和世界一流,这样在招聘制度、教研制度方面都
按照国际规则来办事。搞出一两个示范新单位,校内的其他单位就会
有压力。这有助于提高整个大学的水平。
  留学生为什么难归来
  金钱绝非万能
    《21世纪》:据说,香港科技大学建校短短10年之后,就大有执
亚洲大学牛耳之势,而个中原因在于,它聚集了一大群强势的中国留
学生资源。请问,许多中国内地出去的留学生,为什么没有选择回到
自己土生土长的内地,而是来到了文化和风土不甚相符的香港?
  朱天(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假如把知识当作产品的话,知识的
生产无非涉及三方面的资源:人才,经济资源,以及往往为人们所被
忽视的制度环境,包括学术规范。
  说到钱,现在内地的大学有了一些钱,虽然还不很多,但总比以
前好了许多。人才呢?现在国内出去的留学生有几十万在国外,当然
教研人员只是一部分。
  怎样把海外留学人员吸引回内地?
  待遇的提高当然是一个方面,可以用“一校两制”或“双轨制”
的办法,实行新人新办法、新要求、新标准。对于一些优秀的学者,
可以给予诸如“讲座教授”这样的荣誉来吸引他们回来。钱是个很重
要的因素,但我们要吸引的人不是那种钻在钱眼里的人,我想多数学
者对于钱看得不是最重要,一个地方很有钱,但他不能做或者做不好
他想做的事,那代价就太大了。
  所以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条件和环境让他做出成果,让
他有成就感。
  那么,内地的制度环境能不能使得归国人员本身有动力从事严肃
的学术研究,发挥好的作用?最近媒体报道了一些留学生“造假”的
行为,这里有所谓的self-selection(自我选择)机制,就是说有
些回去的人是想“折腾”的人,因为内地有更多的“折腾”的机会。
  就目前内地大学的制度环境来看,不是说你教学研究做得越好,
评价就越高,它并不总是鼓励你做学问做研究。
  由于我们自己缺乏好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制度,因此现在内地有些
院校,把在国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件事看得很重要,但在国外刊物
上发表文章是否对国家贡献就大?不见得。特别是在经济学等社会科
学方面。因为论文用英文写,是给外国人看的,而外国人所关心的东
西,跟我们中国人所关心的东西不完全一样;而我们中国人很看重的
东西,也许外国人不看重,外国人很看重的东西,也许在中国目前阶
段不那么重要。
  当然,在国外写文章有个好处,就是人家制度比较合理。比如匿
名评审制度,刊物的好坏与文章的好坏正相关,好文章通常发表在好
的刊物上,差文章通常发表在差的刊物上。但在内地,在社会科学方
面还缺乏匿名评审制度。
  打个比方说,西方的经济学研究是每个学者为建造一个大厦添几
块砖加几块瓦,而在国内,则是每个人搭一个茅草棚。
  那些认真做学问的人,总希望在学问上能够突出自己,能够立身
扬名,但在内地这种学术制度下,好的跟坏的,差别很难看出来,真
学问跟假学问的差别很难区分。学问很好的人、学问很差的人都可以
出书。这在国外不一样。比如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一本书,跟在一个
很普通的商业出版社出一本书,分量就很不一样。因为剑桥大学出版
社有匿名评审制度,有内行参与quality-control(质量控制),好
产品和差产品,区别能看出来。
  既然内地缺乏这样的制度,好坏混在一起,好的回去也显不出他
的好来,那么,他回去的动力就不是那么大。怎样能显出他的好来呢?
他在国外发表文章、出书。但他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话,那他回去干什
么?既然只在国外发表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回去后条件更差了。
对于那些喜欢做学问而不喜欢“折腾”的人来讲,回去对个人的学术
研究就是一个损失。
  国内学术制度好坏不分《21世纪》:但是,作为一个教授,回到
自己的故土,可以得中国英才而教之啊?
  朱天:其实在海外大学教书,同样有很多中国出去的优秀的学生。
对一个学者来说,学术成就是特别看重的,让他放弃他的科学研究来
作贡献,这个牺牲就太大了。而且,对于那些严肃的学者,成就感并
不是那种“折腾”出来的、虚的成就感,而是他自己认为的实实在在
的成就感,他看重的是同行的评价。
  所以,如果内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使得真正好的学者能够表现
出他的成就的话,如果他还是需要通过国外的途径,在国外发表文章
来反馈回来的话,那他回去的动力就低多了。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来说,苦恼的地方在于,
研究社会科学其实在国内比在国外更有价值,研究中国而又要在国外
发表文章,其实不好,因为外国人并不很看重这些东西。那好,我就
用中文为中国的读者写文章吧,但这些文章在国外又不太“算”(Co
unt)。
  为什么不算呢?因为内地没有一个好的学术评鉴制度啊,你随便
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发表,没有等级的差别,在任何刊物发表都一样,
靠关系也可以发表。所以在国外的人写中文文章的动力非常低。打个
比方,中国人乒乓球打得好,但是比赛规则混乱,球打得好的常常输
给差的。美国人网球打得好,也有好的比赛规则。一个本来可以成为
乒乓球冠军的中国人结果只能忍痛选择到美国打网球。
  其实,如果回来认真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在国内写文章,为中国
的读者写作不是很好很重要吗?中国有全世界1/4的人口,为什么研
究中国的问题要由外国人来评价好坏呢?
  但是现在中国人说“好”,没有好坏的标准,好的坏的都说不清
楚,好的可能被当成坏的,坏的可能被当成好的。这就乱套了。由于
这种坏的制度,好坏分不出来,水平高的人的作用看不出来。
  因此,如果认为只要有了钱,人就可以吸引回来,就太片面了。
内地要办一流大学,建立一个好的学术制度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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