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美国大选的前夕，引起最多争论的问题莫过于“离岸业务”这一复杂而难以捉摸的现象了。在美国，这一举动被看成是不公正、甚至不爱国的。但是，除了工作机会大量流失之外，假定近五十万美国科学家离开了美国，声称工作环境太差而无法做好工作，想象一下这将带来怎样的政治抗议。再假定各公司正在将它们最新水平的研究工作搬往海外，深信这些最前沿的发明创新更有可能在别处实现，想象一下，这又将带来怎样的政治抗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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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欧洲来看一看！在欧洲，这种局面可就不是想象，而是严峻的经济现实了。每一年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去美国留学，其中绝大部分，即70%以上，不愿意把他们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带回祖国。他们大都留在美国，因为他们更愿意在一种能够发挥自己才能，又能从创新中得到回报的环境中从事自己的事业。结果，今天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中，有将近40%出生于欧洲。
为寻找鼓励创新精神的市场，一些公司也在仿效类似的举动。就在上个月，先正达(Syngenta)追随孟山都(Monsanto)、杜邦（DuPont）和拜耳农业（Bayer CropScience）的足迹，将其基因改良作物的研究工作从欧洲搬到美国；位于德国的世界最大化学公司BASF目前也在策划同样举措。
然而，在当前关于欧洲经济前景的辩论中，这些事实完全被忽略了。政界人士和工会组织眼睁睁地看到，一些公司为合理应对欧洲高工资、低弹性的工作环境，正在把工作机会迁移海外。但是他们不是极力改变这里的商业气候，而是谴责那些将工作机会转移海外的公司，说它们“不爱国”。
这是不折不扣的蛊惑民心。欧洲的政客很清楚，许多低成本制造业的工作流失，应被看作是一种自然进程，借用经济学家约瑟夫?舒姆比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说法，这是一种“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它伴随着欧洲从工业经济走向网络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指出，假如你在19世纪30年代告诉一个农夫，说150年后耕作农田的人口将不足5%，他会对这种预言不寒而栗，因为他不知道，人力密集型农耕工作，很快将被薪酬更高且更稳定的工作机会所取代。
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必将、也应当转移到能够更廉价和更有效地提供这种服务的地方。欧洲各国领导人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并着手处理真正的问题，即高素质人才的短缺、尤其是在科学界的人才短缺，因为欧洲需要这种人才以保持其21世纪科技发展的前沿地位。
其实，不爱国的正是欧洲各国领导人。他们颁布的政策从来都是以下一次选举为目的，而不是以下一代人为目的。不然我们怎样解释他们的做法呢：他们宁肯把欧盟预算的将近半数花费在农业补贴上，而平均给每个学生提供的高等教育基金比美国少了不止三分之一？他们怎么可以一边找钱补助具有前工业（pre-industrial)性质的经济活动，同时却眼看着欧洲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成批的离开，带走无价的知识资本和企业投资？
关于“离岸”的辩论被极大的曲解了，而且是极度民粹主义的。事实上，离岸现象即使不说已持续了好几十年，至少也已发生好几年了。其实，坏消息不是什么欧洲正在流失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而是欧洲已流失了大批知识精英。40多万科学家悄然离开，让美国徒增了40多万，这对政治家构成的威胁，或许不及喧嚣而混乱的街头示威游行，但是无论如何，知识精英的离开应被看作是一种形式的抗议。欧洲“教育难民”的数目或许太小，在投票中甚至感觉不到，但是他们的缺失，一定会在未来的繁荣和社会凝聚力上感受到。
现在是时候了，欧洲领导人们应该用钱来兑现他们的夸夸其谈。如果他们想要更多的科学家、更多的研究、更多的企业家，以及更多的创新精神，他们就有责任提供一种能够产生21世纪工作机会的政经气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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