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日本

日本内阁总理府的下属机构有一项连续多年的民意调查,主题是“对中国的
亲近感”。从1978年至今,每年随机向2000多个不同年龄的日本人进行
问卷调查。20多年的调查结果,以1980年最好,在调查对象中,对中国有
亲近感的占78. 6% 。1989年一下子下跌到51. 6% ,此后到2000
年下滑到48. 8% 。
  为何如此?回答是日本国民对一些中国人的行为印象不好。比如偷渡者非常
多。举一个例子,今年10月25日,南京市检察院起诉了一起偷渡案。以福建
莆田人陈文树为首的团伙,在两年多时间里动用9艘远洋轮,在国内10个沿海
城市的19个港口与日本之间对开,疯狂组织偷渡730人。目前仅东京一地,
就有10万中国人是偷渡者。偷渡者在日本组织黑社会,偷盗、抢劫、凶杀,制
造和使用伪钞,大规模组织中国妇女卖[***]。在东京新宿,中国黑社会与日本黑社
会抢夺地盘甚至占了上风。香港《太阳报》2002年3月7日说: “华人在日
犯案数量飙升”。日本电视报道说,2001年每天有25个中国人因犯罪被日
本警方拘捕。除此之外如地铁逃票、垃圾不分类、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随手丢弃
东西、吐痰等等,也令日本普通民众反感。一些日本人告诫说: “中国人来了,
赶快搬走! ”我在大阪访问时,市政府官员对我说,不知为什么,每个月都有1
00个的中国姑娘嫁给第二次或第三次结婚的日本人,不久之后又破裂,在大阪
留下来不回去了。
  这些问题,香港媒介及相关国家媒介都有报道,我们也不必讳疾忌医。敢于
正视自身的弱点,才是有自信心的民族。
  当然,日本某些民族主义者利用经济衰退引起的不满,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
绪,企图开倒车的言行也应引起两国人民的警惕。
  这方面的代表之一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我路过繁华的新宿,看到高高
耸立在那里的东京市政府办公大厦,就不由得想起他的言论。石原在日本《文艺
春秋》杂志3月号上的文章《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具有一定代表性。他
在文章开头引用英国作家威尔兹在1933年出版的《未来世界》为自己打气。
威尔兹在这本书中预言,到21世纪中期,世界将以日本为中心实现统一。石原
说: “英国作家无疑是把100年后的世界托付给了日本。”这未免过分狂妄。
石原对日本现实境况十分不满,他认为日本有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或是被
中国吞掉。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日本如何同以亚洲为舞台进
行角逐的两个霸权国家美国和中国对峙呢?”他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同“前门虎”
美国对峙并遏制住“后门狼”中国,日本经济才有可能复苏。他说,为了同中国
对抗,除了建立日元圈之外,日本应该把先进技术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结合。当然,这里的“其他国家”不包括中国。这样,日本就能在通信、金融、
运输等方面发挥中枢机能,成为“亚洲网络的指挥塔”。当然,石原的狂想并不
是日本的主流,但希望日本国民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石原的主张,只能给日
本造成危害。
  我在东京与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座谈时,有一位先生说: “中华思想是妨碍日
中友好的因素。”我问他所说的中华思想是什么意思。他说: “就是把' 自己看
作中央王国,而把别的国家看作是夷狄。”我回答说,过去,古老的中国曾经有
这种看法,但现在不是这样。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
全世界都知道的。
  这位先生还说,中国强大了,就骑在日本头上,对日本指手画脚。我说,两
国间有一些磨擦,这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解决。日本不是和其他国家也
有很多磨擦吗?中国人并没有想骑在日本头上的愿望,这是一些日本人的过敏和
误解。
  除了上述刺耳的声音之外,我在日本一路感受下来,觉得促进两国友好的呼
声还是大局。就我个人接触所及,不论是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町村信孝、社会民主
党副主席东门美津子、民主党政调会长冈田克也、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山口富
男,还是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以及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的一些学者,对中日友
好都有正面的认识。他们都希望向前推进中日关系,加强双方合作与了解。比如
町村信孝先生说,两国国民互相有些意见,今后要多做工作,特别是对年轻人要
加以引导。东门美津子表示社民党一直对中国有亲近感。冈田克也先生推动他的
故乡三重县与中国河南省结成友好互助关系,并给了河南罗山县一个希望小学5
00元捐款。山口富男对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中关于吸收符合条件的
民营企业家入党的内容表示了支持。这表明,江泽民关于“中日双方唯一正确的
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的论断,是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大强调创新。我认为,在对日关系方面也应如此。抛弃
旧观念,启动新思维,实为当前切要。
  首先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
近60年。香港《亚洲周刊》11月4日发表文章《大乐观的中国需大改革》。
文章说: “将来历史学家会把2002年定为攸关中国转变的关键年。这一年里
发生的大事,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里的温和国家。”这种转变是成熟的标
志,说明我们在国际关系方面已经吸取上世纪60年代冒进的教训。日本前首相
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芦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
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另
外,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
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
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
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 7
9%-3. 5% ,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
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
  另外,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
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
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
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
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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