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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中央领导人对李嘉诚提了这些要求”，当大陆一家媒体在梳理李嘉诚与自邓小平以降的历代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以此来证实中共的确待其不薄时，另一家微信账号则回道：李嘉诚跟哪国领导人更熟，中国还是欧洲？其实，这只是提醒人们谁也没有必要以“恩主”的心态向李嘉诚炫耀。 诚然，李嘉诚的确在大陆赚的盆满钵满，也诚然可能当真如那位“国师”罗天昊所言，少不了权力利益勾兑，但是这所谓托名新华旗下官方智库的智囊人物的逻辑不过只是自黑，大有一种弃妇情结在其中。其潜台词便是，亏我当初对你那么好，甚至不惜毫无原则地为你滥权提供各种便利，然而一旦我陷入困境便将弃我而去。然而，又能怎样呢？ 的确，当年大陆决定对外开放，迫不及待希望利用境外资本发展，血缘上最为亲近的港台资本自然占尽先机。公开资料称，内地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内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资、合作企业，第一家五星级饭店，第一条合资兴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块土地的拍卖等等，改革开放初期，以香港资金（港资）占最大比重，达百分之八十。直至2011年全年，港资仍占外资比例达66.3%（投资金额770.11亿美元），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而台资的大规模“入场”始于1993年邓小平南巡后。目前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2015年年初大陆国台办提供的数字显示，2014年两岸贸易总额为1,983.1亿美元，其中，大陆向台湾出口462.8亿美元，从台湾进口1,520.3亿美元。 正是在这场大陆市场化经济确立的过程中，涌现出像投资兴建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的霍英东这样一群影响一时的港台商界精英。至今，大陆媒体依然能清晰计算出以地产发家在香港拥有巨大影响力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和郭鹤年等五大家族在大陆的庞大产业。而5月份在与造访大陆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时，被习近平清晰记得爱喝酒鬼酒的王永庆正是在福建活动的台塑集团创始人…… 诸如此类着已然不胜枚举。这些港台工商界领袖不仅与内地官方结成相当紧密而友好的关系，甚至进一步获得政治支持。但这样的表象显然给予了中共以某种错觉，将这一群体的友好合作态度认知为港台主流民意，至少是可以左右和呈现中共积极姿态的重要代言力量，所以倾向于将这种商业合作上的友好关系转化为政治优势，去影响港台整个社会对中共的态度。 譬如，1990年1月18日上午，邓小平曾会见到北京访问的李嘉诚。邓小平看来，真正能稳定香港的因素，是要保证大陆政策不变，同时华资强大起来，与国内取得共识。要有才干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稳住香港的局面。邓小平对李嘉诚说：“这个力量怎样凝聚起来，采取什么形式，要考虑。希望你同接触到的有影响的人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 正是出于此非市场化的思维，中共的统战部门惯于扮演这样的角色，将港台商界精英视为“统战对象”，因此积极主动去接近，并通过举办各种酒会、联谊，乃至提供投资便利和优惠条件，以换取这种臆想的优势。 然而，为之赋予特定的政治目的未必总是得偿所愿。的确，其中的若干人等的确由此与中共高层结成了相当友好的关系。在港澳回归前后，中共更是迅速将这一人群吸收进入特区政府草创的框架，作为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依靠力量。而前述霍英东、李嘉诚等人均曾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而香港回归后的历任特首亦无不出身当地树大根深的精英家族阶层。 但是，2014年3月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由占领立法院的抗议学生与公民团体号召支持群众前往凯达格兰大道与周围地区表达诉求，声言“捍卫民主、退回服贸、人民站出来！”将多年台湾底层民众对两岸贸易交往的不满彻底宣泄。尽管对陆贸易顺差最大，但对于台湾底层服务贸易和农业而言，两岸对等开放意味着直接冲击的忧虑似乎被漠视。同年，9月28日，“占中三子”借香港普选问题发难，以争取真普选为口号的公民抗命表达了香港草根阶层的不满。而这两场撕裂当地社会的政治运动都毫无例外地或明或暗地将矛头指向了大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的确是误解了。当曾经扶持的港台工商界不念旧情，撒手而去，尤其是在大陆经济面临相当的下行风险时，中共的失望与焦虑固然值得“同情”，但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拦是拦不住。相反，中共应该反思，港台的工商界精英群体代表不了港台民意，尤其代表不了底层民众的意志，中共必须学会去接触去倾听，不偏不倚，真心实意为今天港台底层民众多想一想，思虑他们的所思所需，才不至于对可能的社会撕裂茫然不知。 譬如，1990年1月18日上午，邓小平曾会见到北京访问的李嘉诚。邓小平看来，真正能稳定香港的因素，是要保证大陆政策不变，同时华资强大起来，与国内取得共识。要有才干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稳住香港的局面。邓小平对李嘉诚说：“这个力量怎样凝聚起来，采取什么形式，要考虑。希望你同接触到的有影响的人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 正是出于此非市场化的思维，中共的统战部门惯于扮演这样的角色，将港台商界精英视为“统战对象”，因此积极主动去接近，并通过举办各种酒会、联谊，乃至提供投资便利和优惠条件，以换取这种臆想的优势。 然而，为之赋予特定的政治目的未必总是得偿所愿。的确，其中的若干人等的确由此与中共高层结成了相当友好的关系。在港澳回归前后，中共更是迅速将这一人群吸收进入特区政府草创的框架，作为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依靠力量。而前述霍英东、李嘉诚等人均曾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而香港回归后的历任特首亦无不出身当地树大根深的精英家族阶层。 但是，2014年3月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由占领立法院的抗议学生与公民团体号召支持群众前往凯达格兰大道与周围地区表达诉求，声言“捍卫民主、退回服贸、人民站出来！”将多年台湾底层民众对两岸贸易交往的不满彻底宣泄。尽管对陆贸易顺差最大，但对于台湾底层服务贸易和农业而言，两岸对等开放意味着直接冲击的忧虑似乎被漠视。同年，9月28日，“占中三子”借香港普选问题发难，以争取真普选为口号的公民抗命表达了香港草根阶层的不满。而这两场撕裂当地社会的政治运动都毫无例外地或明或暗地将矛头指向了大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的确是误解了。当曾经扶持的港台工商界不念旧情，撒手而去，尤其是在大陆经济面临相当的下行风险时，中共的失望与焦虑固然值得“同情”，但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拦是拦不住。相反，中共应该反思，港台的工商界精英群体代表不了港台民意，尤其代表不了底层民众的意志，中共必须学会去接触去倾听，不偏不倚，真心实意为今天港台底层民众多想一想，思虑他们的所思所需，才不至于对可能的社会撕裂茫然不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