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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党内保守派势力抬头，姓资与姓社的争论重新兴起，这让许多改革措施难以推行。邓小平在此背景下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该标准被认为平息了社会上左与右的争论，影响深远。20多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在邓“三个有利于”的基础进行了延伸，以“两个是否”重塑中国改革评价标准。 北京时间2月23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在会上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习近平的这番言论，被认为重新界定了对中国改革的评价标准。 中央党校主办的中国干部学习网就此评论称，“‘两个是否’的评价标准体现了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改革向何处去的正确答案，是改革改得怎么样的衡量尺子”。该评论将“两个是否”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并列，称“两个是否”的标准实现了改革成效评价标准的新发展。 分析认为，重新界定评价改革的标准意义重大，可能将影响中共未来一系列政策的制定。习近平的“两个是否”虽脱胎于“三个有利于”，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三个有利于”，由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提出，内容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该理论被中国领导层视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习近平提出的“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脱胎于三个有利于中“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其概念囊括的范围要比后者更为宽泛。 邓小平所说的社会生产力，是指物质的生产能力；综合国力，则是指整个国家的综合能力，这两者都更侧重物质。近期弊病丛生的GDP发展论，思想根源便可能有该理论的影子。 中共解释称，习近平的“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标准，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纳入评价的体系，科技创新、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成为评价的重要指标，这比单纯的GDP发展论更为全面客观。 至于“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的标准，有观点认为，相比“邓小平的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包括原有的物质生活的评价体系，更包括居民的获得感、参与感、受尊重感等心理指标。 分析称，让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意识，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这里的发展成果，既包括经济成果，也包括文化成果、政治成果。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评价标准是涉及道路与方向的重大问题。近期在传媒改革上，习近平提出“党媒姓党”；在党委会改革上，习近平抛出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社会经济改革上，习近平又提出了“两个是否”。习的一系列举动，被认为向外界展示了其关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想。 有分析称，相对于“党媒姓党”引发的争议，“两个是否”可能会迎来中国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社会贫富差距也超过了警戒线。“两个是否”的评价标准，更注重平衡发展，注重人民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因此可能更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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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提出“两个是否”作为中国改革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