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死里逃生
逐渐我们也看出来了，虽然白衣刀客臧教授据说是什么全国有名的血液内科专家，但人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给患者看病上，人家很忙，忙着发表论文，忙着研究新的治疗手段（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般这种研究都有一个类似湖南研究生那样一个自己付费的倒霉蛋充当试验活体），忙着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忙着升官——就在老爷子住院的一年里，臧教授从血液内科副主任荣升为主任。虽说××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是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大医院，里面专家教授济济一堂，但我们终于明白那些专家教授根本不是给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看病的。老爷子的化疗方案其实早就定了，无非是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三种轮换着用，每次真正负点责的不过是走马灯似地更换的管床医生。
我们家老爷子由于这个病导致极度的骨质疏松，骨头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作都做不了。按理说做医生的你得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白衣大刀客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一句。有一次我老妈追着他问，他竟然头也不回边走边说“烦死了，烦死了！”由于我们始终没能从这人口中问出来究竟该怎么注意防护，结果虽然我们百般小心，还是出了意外。2002年春节时候老爷子因为蹲下去修电炉子，蹲的时间太久，竟然导致脊椎骨骨折，长达半年时间里老爷子动弹不得，一动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导致浆细胞急剧升高，这次住院花掉了我们一万七千块。
看着老爷子那遭罪的样子，再看看白衣刀客们那副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我寻思着这个医院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向单位求援。单位领导也非常热心，找了省人民医院领导，老爷子转到了省人民医院。由于转院时领导打过招呼，所以省人民医院按“保命”原则来给老爷子治病。和××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比起来，省人民医院的大夫真是尽职多了，医嘱非常细致，也使得我们明白了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究竟花掉了多少冤枉钱，老爷子受了多少冤枉罪。
其实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至少省人民医院血液内科几个大夫就不错。每次老爷子去化疗，他们都非常热情，细致地询问病情，并且根据病情会诊制订方案。老爷子由于化疗次数太多，对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等化疗药产生了抗药性，几位医生专门开了一次会确定了一种“鸡尾酒”疗法，用后老爷子恢复的相当不错，骨折的腰也长好了；而且在化疗将浆细胞控制在3%以后就立刻改用干扰素，同时减少了不必要的检查和辅助药物，使得老爷子化疗次数比第一年减少了一半，治疗费则从第一年10万元降到第二年的2万多元。
六、人妖之间
我们家老爷子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的遭遇难道仅仅是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吗？不，不是。我随随便便地浏览了一下互联网，就发现一大堆多关于白医刀客们的逸闻趣事，现随便摘录几条，以飨读者。
※“医院只认钱，不认人。”——仅仅因为深更半夜未带足现金，渝州大学陶国林老师在押光身上所有钱物后，仍眼睁睁看着自己患急性阑尾炎的学生得不到救治，其中一头发花白的医生竟作答：“我们只认钱，不认人。”（中新网重庆5月16日消息）
※四家医院拒绝收治 三岁幼童烫伤惨死——因乌鲁木齐市4家医院拒绝收治，不慎被开水烫伤的3岁幼儿刘光祥，在父母抱着他奔波4个多小时后休克死亡。（《人民日报》）
※花季少女魂断手术台 揭开医院“倒卖病人”黑幕——南京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仅为一个小小的鼻科手术，就被夺去了性命。一些黑心的名医院专家“倒卖病人”收黑钱的内幕由此牵出，中国现行卫生体制的一些弊端也因此显露。（《中国妇女报》 2001年12月20日）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非典病人就医被推诿——7名疑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16日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就医时，医院因他们交不出钱，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2003年4月21日新华社电）……还是那样一句老话，这只是白医刀客们无数动人故事中最具新闻价值的那部分的冰山一角，而类似我们家老爷子的遭遇早已司空见惯，是不值得上新闻的。
七、悲惨世界
按理说我们家老爷子有公费医疗，但是由于单位持续十几年处于半死不活状态，老爷子的医药费报销也就变成了一个画上的饼子，实在无法指望。由于没有钱，他们单位到现在医药费只报销到1994年的，好多老工人，人都没了好几年了，医药费也没有报销。是啊，活着的都养活不了，那有功夫顾得上死了的呢？虽说现在有医疗保险，但是他们单位就是交不起医保的“入门费”，于是乎只有拖一天算一天了。
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１９１个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却排名第４３位，远远超过我国，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卫生发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乡卫生差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显示穷人健康状况在恶化。过去15年来，中国结核病增长四倍，过去四十年来一直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也在贫穷地区上升，而一些早已消灭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等也卷土重来。尽管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免疫疫苗，但由于农村诊所要收取“管理费”、“针头费”和“针管费”，贫穷地区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区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区的水平。
“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顺口溜表达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而据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络”最近进行的题为“市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抽样调查显示：有９５．８%的被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今后无钱看病。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市，尚有如此高比例的群众担心自己无钱看病，那么广大内地欠发达地区群众的医疗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八、万恶之源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极少听说过有看不起病的情况。当时农民的情况我并不是很清楚，一般的城镇居民，没有哪家把看病当作洪水猛兽来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费医疗，而是指那时低廉的药价和治疗费用。那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花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治好。由于当时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比现在小的多，因此这样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农民也消费得起。
然而从90年代起，一股名为“医疗产业化”的妖风破门而入。之所以说“破门而入”，那是因为这项所谓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里来的、看不惯公费医疗和廉价医疗卫生服务的“精英”们强加给人民的。从那时起，医院的收费几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医疗体系出现了极度的异化：一方面医疗从业人员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广大居民医疗费用支出暴涨，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
无论鼓吹“医疗产业化”的精英们如何巧舌如簧，医疗产业化给亿万人民群众酿成的健康惨祸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据2000年7月27日《经济参考报》载：从1993年到1998年5年间，我国居民发病率上升了7.3%，但就诊比率却下降18.8%，因为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根据同一份资料调查显示，在城市中有32.14%的患者因经济原因不敢去医院，63.13%的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不敢住院，这些数字均比前几年有较大提高。按理说这些年经济发展了，居民的健康状况应该有所改善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发病率上升而就诊率、住院率下降的局面呢？这组数据表明了一个不争的残酷现实：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生了病也是在无奈中等死。
那农村呢？那些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一年收入仅有几千元的农民呢？他们得了病怎么办？我在医院见到的一家家抱头痛哭的人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千千万万个人间惨剧我没有看到。
“医疗产业化”给中国人民健康带来的惨祸远远不止无钱看病、因病致贫这两项。由于“医疗产业化”之后，有关医疗产业的产品利润丰厚，引来了无数投机者进行“医疗产品开发”。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很多这样的投机者在连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开工，给人民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重复使用血液透析器导致患者染上肝炎，输入不洁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时有报导。特别是，由于大搞所谓“医疗产业开发”，河南省上蔡县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不正是“医疗产业化”下我国一些地区现实的写照吗？！
“医疗产业化”把“救死扶伤”这一医学界的古老箴言抛到了九霄云外，把医生这一崇高的职业变成了形同骗子手、杀人犯的冷血怪物，“医疗产业化”把人变成了鬼——把白衣天使变成了毫无廉耻、毫无人性的吸血鬼，又把千百万患者变成了冤魂。
九、恶有恶报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03年上半年，报应终于来了。伴随着sars的大面积传播，我们的白衣刀客们遭到了一次报应。sars从2002年年底的地区流行，酿成了2003年上半年全国性的大流行，也可以说是对“医疗产业化”的报应。虽说sars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发现，但惟独在中国却酿成了全国流行的惨祸。相比之下，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流行的规模要小的多，甚至在远比我们穷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有人据此断言说，sars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而是认为这是“医疗产业化”的必然恶果。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医疗产业化”下sars流行的路线：2002年11月，出现了一种从野生动物转移到人的冠状病毒，随即出现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于对这种新疾病缺乏认识，sars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后传染给了其他人。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钱就医，有些却没有钱，于是乎被医院拒收，只好游离于社会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来日无多，乘交通工具返乡，造成了病毒向全国扩散，传到了山西、河北、内蒙古，以及首都北京……要不是最后下死命令对sars患者无偿治疗以及强制隔离疑似病人，继续按照“医疗产业化”下的必然模式进行治疗，我真不敢想象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和一般的疾病所不同的是，sars病毒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和传染力，因此本来打算从sars患者身上狠捞一笔的白衣刀客们也不幸被传染了……实话实说，当我从媒体上得知医务工作者占全部sars患者第一位的时候，我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这就是报应啊……当然，我的幸灾乐祸是一种不正确的情绪。这次抗击“非典”，医疗工作者中确实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事例，令人感动。但是，这并不证明医疗队伍整体职业道德有什么提高，只能证明医生中也有好人而已，毕竟直面非典、经受住考验的医护人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现在灾难好象已经过去了，一切照旧……灾难并不可怕，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可怕的是对灾难缺乏深刻的反思，假如不立即废除祸国殃民的“医疗产业化”，那就等着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吧。
十、并非无药可救
以前，有些人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托词实际上没有道理。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的下限。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60.60%，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是27%。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60%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2002年12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关于中国医疗卫生改革和发展的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他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00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3%（同期美国为14%），这个数字并不低，但也不是很高。但是从政府投入和个人投入所占的比重来看，政府支出大约占卫生总支出的36%，而非政府支出所占的比重是64%。政府支出所占的这一比例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中国政府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太小了。尽管在国际贸易等领域中萨克斯教授说自己赞成市场化和私有化，但是他认为卫生部门的市场化并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可见，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医疗产业化”与政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
清华大学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低的政府支出意味着贫困人口不能获得足够的医疗服务。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收入和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是否能获取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除非收入和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相当平等，否则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医疗卫生上的不平等。如果采取低收入群体由政府负担大头的做法，即使是穷人也能够享受起码的医疗卫生服务，将会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
虽然我对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治有很多厌恶之处，但我不得不说，毛泽东时期，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比现在搞的好。那时从没有听说过（或者是很少听说）有病看不起的情况。即使是农村，虽然没有公费医疗，但是农民生了病，低廉的医疗服务价格使得一般农民也看得起；工人生病则有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制度有很多弊端，比如说有些人钻空子，造成很多浪费等。但是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保证了广大工人看病权利的好制度，其作用之一就是大幅度提高了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和健康状况。如果说要改革，那么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将人民不欢迎的弊政革除，而不是“连孩子带洗澡水”一起泼出去。危害人民利益的“改革”，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失败。
十一、结束语
疾病是人类的灾难。任何得了病的人，即使一分不花，也没有人愿意得病，更不用说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了。对于任何公民来说，自己忍受病痛之苦却又要倾家荡产地治病，是一种极大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穷人看不起病，但是病魔并不因此而对穷人放一马。任何一个不同情弱者的社会，决不是一个好社会，这个社会需要爱心。既然我们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就更应该体现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往落后社会的爱心和公正。然而可悲的是，我国的现状仍然是不公正占主导地位。
医院是干什么的？我认为医院的第一职责是救死扶伤，医院是体现人道主义的场所，不应该是讲 “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政府应该从财政上拿出一部分钱来用于医疗事业补贴，而且要保证这笔钱落到实处。
我认为我们的党既然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就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总是以主人的态度高高在上地对人民指手画脚。人民生活改善、心情舒畅，安居乐业，自然不会萌生不满之心——这是社会安定必须花费的成本，这个成本比花多少万元争一个体育项目的世界第一要有意义得多。
我并不一般地反对“产业化”，而是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产业化，经实践证明确实会给人民带来实惠，比如住房的产业化以后，大大改善了我国居民的居住环境，成功地使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改革初期的3.8平米增加到目前的21平米，这样的产业化值得推广。但是，我坚决反对“一产业化就灵”的迷信，有两个领域是绝对不能产业化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因为前者涉及到社会弱者改变命运的机会，后者涉及到社会弱者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认为教育和医疗是“产业化”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了。
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衣着鲜亮、侃侃而谈“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的专家学者的时候，我都禁不住咬牙切齿，真恨不得把手伸进电视掐住他们的脖子，大声质问他们：“你们的良心是不是给狗吃了？！”因为，鼓吹这两个“产业化”的人实在是恶毒——“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于消灭了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医疗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生命健康的权利。因此，我呼吁每一位尚有良心的同胞，和我一起反击祸国殃民“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把它们和它们的吹鼓手们一起踩在脚下，让它们烂在泥里！
“所有这一切都是会有报应的。”（狄更斯《双城记》）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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